“你形象一般,你不像郑钧那么偶像,我是老板,做唱片这么多年,要把你捧红太难。另外,你的音乐太另类了。”
——当年红星音乐生产社的老板陈健添对许巍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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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“《在别处》完成的时候是1997年,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说这张专辑出来肯定没问题,结果出来之后也就那么回事儿。跟我之前想象的出完专辑完全是两个世界,其实还那样。”
——“到了《那一年》快录音的时候,我得了抑郁症,那个时候看心理医生,乱七八糟一大堆事儿,吃着安眠药、百忧解录的专辑。”
——“1999年录《那一年》的时候,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,基本上到了承受不了的程度,只要我一弹琴,那些丰富的情感全部会调动出来。一旦有情绪波 动,抑郁症就会更强烈。还有就是自己对做音乐已经失去信心了……如果我还一味要做这件事的话,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更无法承受了,那会儿我的精神已经快崩溃 了,我不想干这个了。”
——“整个红星都走完了,只剩下我一个人。”
——“我在北京每天弹琴八小时,回到西安后,我不愿意再过那种生活,琴都不愿意碰,从2000年到2001年有一年没弹琴。”
——“我当时更注重有养活自己的能力,至少我不会没有尊严地活着。”
——“在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自省,是不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?”
——“大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,原来老百姓可以这样过日子,开小店的夫妇也活得很自在,没有什么大的追求,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,他们就很知足。我就想,为什么从小到大我没有这种心态,我老觉得我要成个什么东西,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,要成就什么什么……”
——“我是随时都可以撤出这行的人。”
——“写《时光·漫步》那时候我还是有抑郁症,只是我不愿意跟别人讲。”
——“《时光·漫步》之后很多人在网上骂我,说我投降了,放弃了摇滚,其实那些标签都不重要,他们认为我是为了钱,生活好了所以歌也写得美了,其实 我状态根本没好。你能不能超越自己,向一个健康的放下奔,跳出这种状态。通过做好一点儿的音乐,我让自己好一点儿。社会上焦虑的人太多了,我想我做音乐总 得给大家带来快乐吧,别老是宣泄,宣泄不解决问题。”
——“到2004年突然有一天我起来之后,忘了昨晚做梦没有,睡得很好。”
——“04年之后慢慢就好一些,但是一到创作期,只要我进入兴奋状态,所有的神经、情感调动起来的时候,那种感觉就像是洗礼,太痛苦了。我的生活马上又进入一种特别压抑的状态,以往创作时期的情感都会出来。有时候我害怕这件事,但又必须面对它。”
——“一写歌我就开始抑郁。只要不写歌,我的生活就很正常。”
——“其实所有得抑郁症的都有个共同点,就是之前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,期望越高和你的现实差距越大的时候就越严重。如果和你心理预期的落差不大的话,就不会那么严重,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,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。”
——“以前看你编的《欧美流行音乐指南》,我就来北京当歌手了,结果的了抑郁症;后来看你的《文化私生活》,抑郁症好了一半;后来再看《不许联想》,抑郁症全好了。”
——“我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?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?那时候我开始看现实了,都在过日子,为什么我非要出类拔萃?非要做一个出色的人,非要怎么怎么着……”
——“我现在基本属于老百姓过日子的状态。”
——“你做的事情就跟所有人一样:这是一个工作。如果以这个心态来讲,我现在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了。”
——“而我很反叛,从来不跟我爸聊天,30岁以后才开始有交流,我爸说你应该看看儒家的文化,如果你连这点做人的道理都不懂,光是追求艺术,文化的东西你了解吗?我一想也是,觉得挺惭愧的,我就从论语开始看。我一看就进去了。”
——“人随遇而安,碰到任何事情都不会大喜大悲,放松、自然地随遇而安,不要太焦虑,不要太强求,什么事都不要强求。从这我感觉到这么多年我对很多事情都太执着,太强求了,反而是有问题的。”
——“我在街上碰到很多人,没有人打扰我,很奇怪,你不愿意被这些东西影响的时候,反而大家就觉得你是老百姓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时都忘记自己的身份,就是老百姓,要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,噢,我是一个歌手。”
——“很多时候我参加颁奖活动,还是不适应,没有什么理由,我坐那儿就是特拘束,心想着赶快结束了回家吧,过我的踏实日子。”
——“我喜欢列侬,喜欢麦卡特尼,他们俩的区别就是,麦卡特尼一直认为自己是老百姓,他很热爱生活,很踏实,所以现在他还在唱歌。列侬比较激进一些,把自己当回事儿,所以我喜欢列侬的音乐,但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”
——“一个星期进一趟城,有时候有工作,没工作的时候见朋友,或者只是出去转转。三联书店我还老去呢,买点书,在三联后边有个桂林米粉店,吃点东西然后回家。”
——“太戏剧化的东西我已经不要了,我希望过的生活是踏踏实实的,我的音乐也应该呈现出这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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